胡耀邦——心灵的挣扎
最后的见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伟人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当时他和夫人李昭到天津休息。我和杨勇将军的女儿杨菁一起到迎宾馆一号楼去看望他。他看起来十分消瘦，与一年前在十三大期间我见到他时的模样判若两人。
更明显的是，过去谈吐中那种指点江山的豪气似乎早已不在。更多的像一个慈祥和无可奈何的老人。他的变化，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导致他下台的中南海老人政变，心中禁不住涌起一阵悲愤。
闲聊几句后，当我向他谈起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天津开发区时，他又神情闪烁起来。那种关心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展的忧国忧民之心依然显现无遗。
当我谈到各级官僚机构对开放事业的不支持时，他神情坚定地说，你是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他们不支持，你就冲他个稀巴兰。这一句性情中人的痛快话，说得我和杨菁两个人大笑起来。
我诚恳地请他到天津开放区去看一看，那里有很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崇敬他，希望见到他。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说道："算了吧，不去了，不给你们找麻烦了。"一句话，使得活跃的气氛顿时沉寂下来。
机灵的杨菁出了一个主意。对我说，胡耀邦希望见到有朝气、有知识的年轻人，你不妨带几个年轻人到这里来见他。后来，我让天津开发区的几位三十岁左右的处长们去看望耀邦，他们果然谈得十分开心。
转年四月，当我从日本访问回国后到中南海勤政殿去向一位中央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得知胡耀邦几天前在政治局会议期间突然发病。但是据说已经抢救过来了。我在心底祝福这位伟人能够迅速康复，亲眼见到历史还他清白的那一天。不想，两天后，北京却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
首次"交往"
我与胡耀邦的首次"交往"发生在一九八零年秋天。按照中国的习惯，二十年算一代人。如此算来，我与胡耀邦相隔约两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是一位在北京身居高位的传奇革命家，我是一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北大学生。因此，无论从年龄上讲，还是从悬殊的社会地位上看，胡耀邦和我本不可能产生任何交集。
然而一件偶然而又重大的事件，使得我们有了一线牵连，也使得我对这位领袖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九八零的夏秋之际，北京和部分省市的高校学生发起了竞选地方人民代表的活动。由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各级共产党组织无法很快地制定出应对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不少学生对地方党委和学校当局对学生竞选活动的消极态度感到不满，因此时有冲突发生。
最为严重的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不满校党委指定候选人而到湖南省委请愿，当省委书记毛致用回避不见之后，他们集体绝食并派代表到北京请愿。
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对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一方面频繁地派人到各个高校压制学生的竞选要求；另一方面向中央负责人夸大竞选活动中那些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妄图诱使胡耀邦和其他中央负责人出面表态制止学生竞选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一些历来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学生问题时也说了一些否定竞选的话。
当时我已经决定出来参加了竞选活动。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立场与当时自由民主主义的先驱们尚有很大的距离，倒是与党内改革派的主张基本一致的，即主张加快经济改革，同时通过加大党内民主的方式逐步地扩大社会民主。
对于竞选活动本身，我认为主流是好的。而且我主张各级党的领导应该改变被动消极态度，出面积极领导。从而改变党与青年人对立的局面，为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治局面创造条件。
我对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保守立场十分不满，希望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负责人不要只听他们的汇报，而要多到学生中了解实际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名义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信。陈述了我的上述观点，尤其是对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脱离学生的作为表示了不满。
信是用普通邮件发走的。说实话我也没有指望听到什么回音，只是感到说出了我所想的，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就心安了许多。
时隔不久，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告诉我，耀邦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教育部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等人直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
后来，段君毅、蒋南翔和中宣部理论局长洪禹等人分批来到北京大学，与学生座谈。我想这对于沟通领导和学生的思想，缓和矛盾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这件事，也使我对胡耀邦虚心听取一个普通学生的不同意见的宽阔胸襟有了直接的感受。
首次见面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第一次与这为我所敬仰的伟人近距离接触。当时我作为天津团市委书记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胡耀邦、胡启立等中央负责人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室会见团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团委书记们。
当时正值胡乔木、邓力群等老左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到处推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不少地方党委纷纷要求团组织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作用。他们对团的组织提出的要求千奇百怪。
例如，北京市委要求团组织派人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所谓"勾肩搭背"的行为，还有的省委要求团委带人到人家家里去查抄所谓的黄色照片等等，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大多数团委干部们做惯了党的助手，也就跟着干起了这些不得人心的怪事情。
当耀邦等人要求我们汇报时，一部分胆小的人保持沉默，我和其他几位胆大一些的团省委书记们不客气地列举了一些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出现的怪现象。其实，对于当时中央负责人在清除精神污染一事上的观点分歧，我全然不知。
我只是对这些现象不满，担心继续下去会干扰改革的方向，觉得应该引起总书记的重视。在听完大家的汇报后，耀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和他随后召集人民日报、新华总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同志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核心的意思是，抵制精神污染搞过头了。
当时在讲话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当耀邦谈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的时候，王兆国插话道，有些人太不象话，还是应该管一管。王举例说，团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回话道，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
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耀邦随后又用服饰的变化为例，说明不要墨守成规，不要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横加干涉。他说，在古人看来我们现在穿的衣服都是奇装异服。这次讲话，使我对这位开明的总书记除了敬重之外，更多了一份亲切可爱的感觉，这与我对许多中央负责人沉闷、古板的印象绝然不同。
可贵之处
耀邦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亿万中国人敬重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最为可敬可爱之处不在于他的一贯正确，而在于它总是真诚地坚持真理，迅速地修正错误。他不是神，因此也有说错话、甚至办错事的时候。
例如，他曾经指责学生竞选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反右以前的大鸣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 。
又如，一九八一年前后，当第一个中德合资企业-天津丽明化妆品公司呈报批文的时候，他也曾经对合资发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化妆品行业不以为然，认为应该合资办一些在他看来"更有意义"的项目。
他的态度，使得善于见风使舵的荣毅仁赶紧撤销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该企业的投资计划。（事后当荣老板访问天津时谈到此事后悔不已，因为中信因此失去了一个盈利的投资机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认真听取一个普通学生的不同观点；也并不妨碍他在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问题上转变观点。
心灵的挣扎
在我看来，耀邦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民的福祉是他至高无上的追求。在他那里，人民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有那种至死不变的亲近人民的愿望，才有那样坦荡无私的胸怀。
但是这一崇高的品德，也是在他身上发生的悲剧的根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习惯于尊崇党性。所谓的党性，在大多数共产党员那里，其实只不过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代名词而已。
因此，当这个最高领导人误入歧途的时候，人民性和党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胡耀邦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冲突面前，他希望选择人民性，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党的强大官僚机器却要强迫他尊崇所谓的党性。他忠于人民，又不想与这个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决裂。
他的晚年是在委曲求全和郁郁寡欢中度过的。人民性和党性的冲突最终撕碎了这位忠诚的人民的儿子和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心。
剑桥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 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