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海：六四那一夜
（大纪元记者冯长乐5月26日采访报导）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徐永海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当精神科医生，那年他29岁。他和北京缸瓦
市教堂的几十个年轻的教友，在刘焕文组织带领下，高举十字架走上北京街头，多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血洗京城的那一晚，徐永海说：我颤栗着为伤员缝伤
口到天亮。
高举十字向天安门进发
80年代那时候北京教堂刚刚对外开放，信仰基督教的人在社会人群中还是比例很小。我
们缸瓦市教堂做礼拜的人也就是百多人。年轻人就更少了。即使少，我们也要尽我们基督徒的社会义务。于是89年的5月12日我们在刘焕文的带领下，以我们教
会的名义举着我们教会的标志、高举十字架，走上了北京街头游行，声援大学生反腐败。刘换文当时是“工自联|”（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纠察大队总指挥。5月
20日北京宣布开始戒严，我们进行了最后的一次集体游行至天安门广场。
坦克车驶入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晚上9
点多钟我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第一辆坦克车驶入天安门广场。当时听有人说，西边（指长安街西边）警察和军队正往这里来，已经开始行动。于是我就往西边
走，10点半到11点，我走到了西单路口，突然街上的路灯全都熄灭了。看不到一点亮光。大约有十来分钟后，我就听到了枪声，开枪的声音由远而近，声音越来
越大。这时西单路口好几辆作为路障的汽车被人点着了，火光熊熊，老百姓都奔有火光的地方去了。
六四午夜12点到凌晨5点，邮电医院死亡23人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从木犀地方向跑过来很多民众，有的已经受伤了，鲜血淋漓，老百姓惊慌失措四处乱跑。我就跟着大家送伤员，我们把伤员送到西单附近的邮电医院。从六四午夜12点到凌晨5点，我度过了另我刻骨铭心的最痛苦的时刻。
我看到当时源源不断的伤员的被民众送到这个医院，背着、抗着、抱着、拖着、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全满了。200-300多张床位没多久在都挤满了。伤员血肉模糊、哀号不断。
徐
永海哽咽着回忆起他当时目睹的惨状：一个人胳膊上一个大洞，连着一点肉，骨头已经断了；一个人后脖子上挨了一枪，已经死亡；有姐弟俩一起来，结果弟弟还没
有等到救治就断了气，姐姐这个哭啊，她特别痛苦……我当时也很痛苦。到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23人。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非常痛苦，我真的很不愿意
去回忆……当时我是满身、满手都是鲜血……
为伤员缝合伤口
我没有想到一个向来标榜“共产党的军队是为人民的
军队”、“人民的子弟兵”居然真的向人民开枪。看到这无比惨烈的事实，我的心在颤栗。我毅然决然留了下来救伤员，并找到邮电医院的值班医生，亮出我的工作
证。说实在话，当时我在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工作，毕业后没做过外科手术。当初也只是在北医上大学实习时做过外科手术。因为值班医生人手不够，我就上了。
我负责给伤员缝合伤口。当时我的第一个伤员是头被砸伤，我剪去他的头发，洗干净伤口后缝合上。这时我发现他带着绿色的领带，再仔细看原来是一个武警！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旁边的人都跟他说，你快把领带摘了，不然会被打死的。
据当时有人说在木犀地第一波冲上来的是武警，他们都是手拿木棍，与阻拦的百姓对打，百姓用砖头砍武警，很多百姓被他们打伤。我面前的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这样受伤的吧。第二波才是手持冲锋枪的现役军人，他们向学生和民众乱扫射。把这些无辜的人当“暴徒”随意射杀。
我一个接一个的做着缝合手术。后来还帮助去安置作好手术的伤员。这一宿枪声不断。我的泪水一次一次夺眶而出。
凌晨5点了，我突然想起妈妈，她一夜没有见到我，她老人家一定着急呢！于是我急忙往家赶。妈妈惦记我和妹妹整夜都没合眼。
没几天大家都知道，北京很多医院救治了很多伤员，也有很多人死亡。因我母亲害怕，就不让我再出门。那些天，我们看到空中的直升飞机不停的往返于天安门广场。
六四后开始清查，很多人因此入监狱。
枪声击碎共产主义信仰 很多人去了教堂
徐
永海说：六四老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时候他们都在开始思索。共产党说得太好了，古今中外的好话都让它说了，可做的也太绝了。说与做完全不是一码子事
情。老百姓怎么相信它？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放弃了原来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看到共产党不能救中国，不能改变人心。共产主义被人民抛弃。于是很多人
去了教堂，走上信仰上帝的路。
据我了解：90年中国的基督徒大概只有几百万人，到2000年，中国信仰基督教人数已经达一亿人。人数增加十倍以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我
是89年2月去的缸瓦市教堂，当时的教堂只有300过个座位，后来扩建到能容纳700人。去做礼拜的几乎都是上了岁数的人。那时候每星期四晚上才有青年人
聚会。最多的时候有30-40人。六四后教会人数明显增加。93-94年做一场礼拜已经装不下那样多的人啦，需要做两-三场礼拜。到
2000年礼拜增加到5堂。后来教堂有加盖，每次礼拜能容纳1000多人了。